【深度报告】国内各省份营商环境深度分析

发表时间：2024-06-24 09:09

国民经济研究所自2006年开始进行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下简称省份）营商环境的企业调查和研究，自2011年开始出版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系列报告，每隔三年左右时间发布一个新报告，旨在对我国各省份营商环境总体状况和各方面状况进行量化评价和比较，并跟踪沿时间的变化。本报告为2023年报告的简要版，完整报告已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从2023年报告开始，本系列报告的原标题《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报告》更名为《中国分省营商环境指数报告》，“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更名为“中国分省营商环境指数”。这是为了更符合多数人的用语习惯，但报告的主旨不变，指数的基本构成除个别调整外基本不变[1]。
本系列报告是在全国范围企业调查基础上完成的。全部信息来自各地样本企业主要负责人填写的调查问卷。2023年报告所依据的这一轮企业调查大部分于2022年进行，少量调查延续到2023年一季度完成。为保持体例一致，在本报告中，我们将本次调查取得的数据统称为2022年数据。
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企业总数为2295家。其中民营企业占绝大多数（89.4%），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占6.2%，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2.6%，其他类型企业和未分类企业占1.9%。按企业规模分类，样本企业中大型企业占7.0%，中型企业占30.8%，小型企业占40.6%，微型企业占21.6%。按行业分类，工业企业占29.2%，商贸、住宿餐饮、居民服务业企业占14.9%，农林牧渔、建筑、交通运输企业占20.6%，信息技术、科研和技术服务业占16.7%，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13.9%，其他服务业和未分类企业占4.7%。
样本企业的地区分布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大多数省份的有效样本企业数量在50—100家之间。考虑到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省份企业数量众多，欠发达省份企业数量相对较少，样本企业在各省份间分布也有差别，但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西部省份有效样本企业也都在35家以上，能较好反映各地情况。
本营商环境指数体系目前包括总指数、8个方面指数和26个分项指数。总指数由各方面指数合成，各方面指数分别由若干分项指数合成。所有指数采用1—5分的评分标准。评分越高，表示营商环境越好。
本文摘取了《中国分省营商环境指数2023年报告》第一、二、三部分的最重要内容。报告全文的第四、五部分分别是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营商环境情况，和每个省份的营商环境情况。关心这些信息和前三部分更详细内容的读者，可以从全书找到完整的信息。
本文的第一节报告各省份2022年营商环境的新进展，展示2012年以来各省份营商环境评分和排名的变化，以及全国总体变化。第二节分8个不同方面报告全国营商环境的变化，还将分析对企业经营有严重影响的因素，以及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企业经营受到的影响。第三节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营商环境差异、大中小微企业的营商环境差异进行比较分析。最后的附录列出了营商环境指数体系的完整结构，说明了计算方法。
一、全国营商环境总体进展和分省排序
中国分省营商环境指数显示，从2006年到2022年，我国营商环境总体上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表明总体趋势有明显的改善。但历年也经历了若干波折。其中在2008—2012年期间和2019年到2022年间出现了停滞和下降。图1显示了2006—2022年的营商环境总体变化情况。

图12006-2022年全国营商环境总指数的变化
我们在以往的报告中分析过，2008-2012年营商环境变差，与当时的大规模货币刺激和大规模政府投资有直接关系，连带出现了政策公开、公平、公正程度下降，政府对企业干预增多、官员腐败情况增多、法治化程度下降等情况。而2019—2022年营商环境评分再次出现下降，主要涉及政策公开、公平、公正程度有下降，人力资源供应状况变差，市场需求疲软、企业间过度竞争激化等。
表1给出了全国各省份历年营商环境总指数评分及其变化。从表1可见，多数省份在2012-2016年期间营商环境有明显改善，2016年后改善显著放慢。2019—2022年，全国企业营商环境总指数评分出现下降的省份有17个，平均降幅为0.11分，上升的省份有12个，平均升幅为0.07分，有两个省份评分没有变化。无论在数量，还是幅度方面，评分下降的省份都超过了上升省份。按地区划分，一部分东、中部省份评分继续有所上升，其中中部省份总体改善比较明显；多数西部省份、东北三省和四个直辖市评分都出现了下降。升降相抵，全国总指数下降0.03分。

根据分省营商环境总指数的评分结果，表2列出了各省份2006-2022年营商环境在全国的总体排名，以及2019-2022年各省份名次的变化幅度。表中各省份的排列顺序，是根据2022年企业营商环境总指数评分，按从好到差的顺序排列的。

表2中2022年排在全国营商环境前4位的是浙江、广东、江苏、福建，都是东部沿海省份。它们的评分也多数有上升。几个中部省份湖北、江西、安徽、湖南、河南分别排在第5、6、8、11、13位，与2019年相比评分和排名都有明显提高,改善显著。多数西部省份和东北三省排名仍然较低，其中多数评分有下降，但西藏评分和排名有显著上升。四个直辖市评分和排名都有明显下降。
二、营商环境八个方面的变化
中国分省营商环境指数从8个方面来评价各地的营商环境。这8个方面是：
1、政策公开公平公正；
2、行政干预和行政效率；
3、企业经营的法治环境；
4、企业的税费负担；
5、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
6、人力资源供应；
7、基础设施条件；
8、市场供求和中介服务。
其中每个方面指数由几个分项指数（或称基础指数）组成。
表3给出了从2006年到2022年全国营商环境指数8个方面的评价情况。在8个方面中，多数方面指数在2006-2012年间有较小幅度的改善，少数方面改善不明显或者评分下降。在2012-2016年间，8个方面指数都有显著改善。在2016-2019年间，多数方面指数由改善，少数下降。在2019-2022年间，有3个方面指数有明显改善。它们是“行政干预与行政效率”、“企业的税费负担”、“基础设施条件”。3个方面评分明显下降。它们是“政策公开公平公正”、“人力资源供应”、“市场供求和中介服务”。这也导致总指数出现下降。此外，“企业经营的法治环境”和“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方面指数2022年评分只有微小的变化。

以下依次报告每个方面指数及其下属分项指数的全国变化情况。
1.政策公开公平公正
该方面指数2022年比2019年评分下降0.12分，比2016年下降0.24分。在三个分项指数中，“政策制度公开透明”的评价2022年与2019年持平。“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评价2022年比2019年下降0.05分。“不合理的地方保护”的评价（数据来自样本企业在全国各省份从事销售产品或其他经营活动时遇到不合理的地方保护的案例数），2022年比2019年下降0.10分。
三个分项指数一个持平，两个下降，这说明当前确实迫切需要改善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各级政府要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对大中小企业公平对待，不能厚此薄彼。地方政府也不应采取地方保护政策，排斥或歧视外地企业。
2.行政干预和行政效率
该方面2022年评分比2019年和2016年有显著提高。下设3个分项指数中，关于“过多的政府干预”的评价2022年比2019年提高0.09分。企业负责人“与政府打交道时间比例”有明显降低，评分大幅提高0.67分，是该方面指数评分上升的主要原因。但这一变化有其特殊原因，是因疫情期间所采取的防疫措施显著减少了政府机关及官员与企业直接打交道的机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也有较多企业反映当地政府不作为的情况增加，致使企业很多该办的事办不成。关于“审批手续简便易行”的评价，2022年比2019年提高0.29分，这说明“放、管、服”改革发挥了作用，减少和简化了各种行政审批手续。
3.企业经营的法治环境
该方面2022年评分比2019年没有显著变化。4个分项指数中，“司法公正保护企业合法权益”2022年评分与2019年基本持平。“党政官员廉洁守法”评分2022年比2019年提高0.16分。关于“企业合同（能否）正常履行”，2022年评分比2019年降低0.03分。这一情况并不单纯反映企业之间不信守合同的情况。据一部分企业负责人反映，地方政府不履行与企业的合同，或不信守承诺，成为一个发生率较高的情况，值得引起注意。“知识产权、技术、品牌保护”2022年比2019年提高0.12分。
4.企业的税费负担
该方面指数2022年评分比2019年提高0.21分。4个分项指数中，“法定税负合理性”2022年评分比2019年下降0.24分。据部分企业反映，依据目前增值税征收的规定，有些企业（多是小企业）无法对进项成本进行全额抵扣，是导致其税负较重的一个原因。“政府依法征税”2022年评分比2019年上升0.27分，这也反映出2022年的税收优惠措施有了实际效果。“社保缴费负担”是数量指标，2022年比2019年下降0.12分。这反映了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偏重的现状，可能部分原因是随社保覆盖面扩大带来的缴费上升所致。“其他缴费负担”也是数量指标，2022年比2019年大幅上升0.91分，说明各地乱收费乱摊派的情况有了明显收敛。
表4显示，2022年样本企业中超过19%的企业，社保缴费占企业销售收入的5%以上；有31%的企业缴费占销售收入的1%～5%；缴费占企业销售收入0.1%～1%的企业占23%。其余约1/4的企业缴费不到销售额的0.1%，或没有缴费。与2019年相比，缴费超过销售额1%和5%的企业都明显增多了。没有缴费的企业也明显增加了，后一情况看来是因为享受了疫情期间延缓缴费的政策。但从样本企业数量看，该项优惠政策的惠及面并不大。考虑到多数企业的利润率较低，社保缴费占到企业销售额5%可能是一个相当重的负担。

5.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
2022年，该方面指数评分比2019年小幅提高0.03分。从分项指数看，“银行贷款利率”和“其他融资利率”评分都有显著上升，说明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但“银行贷款难易度”2022年比2019年降低0.26分，“其他融资难易度”有更大幅度下降，说明在融资成本下降的同时，一些企业贷款难、融资难的的瓶颈并未打通，问题反而比前几年有加重。面临贷款难的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在样本企业中，取得银行贷款“较难”或“很难”的非国有企业占到样本非国有企业总数的29.6%，而取得银行贷款“较难”或“很难”的国有企业只占样本国企总数的11.3%。此外两类企业的银行贷款利率也有明显差异，非国企的贷款平均利率是5.01%，国企的贷款平均利率是4.59%。这些说明民企和国企在银行贷款方面的待遇仍然不公平，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6.人力资源供应
2022年该方面指数评分比2019年大幅下降0.51分。三个分项指数“技术人员供应”、“管理人员供应”、“熟练工人供应”评分分别下降0.49分、0.56分、0.46分。其中“技术人员供应”评分最低，“管理人员供应”评分降幅最大。这与2022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及疫情期间限制人员流动的防疫措施直接相关，对企业的人力资源供应有相当不利的影响。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方面是人力资源供应状况变差，另一方面全国城镇失业率有显著上升。2022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达到5.6%，全国16-24岁青年劳动者失业率上升到平均17.6%（2023年末，全国城镇不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仍高达14.9%）。这除了与疫情和防疫措施有关，也与人力资源供求的结构性错位有关。近年来每年高校毕业生近千万人，但就业状况很不理想。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所学内容与企业需要脱节。而企业所需人才却不容易找到。这反映出我国正规教育存在脱离社会需要的问题。教育体制需要改革。
7.基础设施条件
该方面指数2022年评分比2019年提高0.14分，在8个方面指数中继续保持了评分最高。两个分项指数“电水气网供应”和“铁路公路运输”评分都有提高。
8.市场供求和中介服务
2022年该方面指数评分比2019年显著下降0.30分。在8个方面指数中，该方面指数评分与“人力资源供应”并列最低。分项指数“市场需求旺盛度”比2019年下降0.24分。“过度竞争压力”比2019年大幅下降0.61分，降至2.60分，在中性评价之下。“中介组织服务条件”也比2019年下降0.15分。
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现象主要与产能过剩相关。在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之间不得不展开激烈的厮杀，甚至可能不顾成本进行降价竞争，以避免更大的损失。这种情况往往是以往的过度投资造成的，也与市场需求疲软有关。
在上述影响营商环境的因素中，受调查企业应邀在问卷中陈述了是否有哪些因素对其企业经营造成了较严重的影响。我们将8个方面26个影响因素归纳为9类（即在8个方面指数的基础上，将“市场供求和中介服务”方面拆分为“市场供求”和“中介组织服务”两类），合并计算各类因素对企业经营造成较严重影响的发生率。发生率较高的前五类因素是[2]：
人力资源供应：22.3%
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19.6%
市场供求：18.3%
企业的税费负担：15.3%
政策公开公平公正：12.4%
以上这些因素是影响营商环境的重要因素。但2022年，还有某些特殊因素对企业经营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调查中，我们也收集了新冠疫情和当时的防疫措施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的信息。这并不是常规因素，没有列入营商环境的8个方面。但我们发现，在当时情况下，这一因素成为影响企业经营的首要因素。相关情况见表5和表6。

表5显示，根据样本企业负责人的判断，2022年调查期间，处在快速发展的样本企业仅略超8%，基本正常发展的企业不到34%，两者合计刚过42%。27%的企业只能维持现状，近31%的企业面临经营困难。其中超过10%的企业处在很难维持的状态。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有营商环境若干因素的影响，如本节前面所述；也有某些临时因素的影响。如表6所示，最突出的影响因素是新冠疫情及防疫措施的影响，超过有效样本企业数1/4（26.6%）的企业因为这方面因素而面临困难，占各影响因素的第一位。其他造成企业困难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资金紧张，影响面14.4%；受某些体制和政策因素的影响，影响面12.3%；过度竞争的影响，影响面11.5%；内需不振，影响面7.7%。
分析问卷信息可以看到，企业负责人对企业面临困难的表述是相当克制的。实际还有更多的企业受到影响，但并未表示企业面临困难。在1915家回答关于疫情问题的企业中，回答“有影响”的企业高达1612家，占到84.2%，远远超过表示给企业造成困难的企业（26.6%）；回答“没有影响”的企业303家，仅占15.8%。对企业的影响包括：开工率下降或营业时间减少，从业人员减少，预期全年营业收入下降，预期利润下降或亏损上升。这些情况见表7。

三、不同类型企业的营商环境差异
本节比较分析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下同）和非国有企业（绝大多数是内资民营企业，因此可以代表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差异，及大、中、小、微企业营商环境的差异。
表8列出了2012年以来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营商环境总指数变化。表中可见，国企和非国企的营商环境在2012-2019年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非国企营商环境差于国有企业的情况始终没有改变。2019-2022年间，国企营商环境评分上升，而非国企评分明显下降，两者差异从0.05分显著扩大到0.24分，反映这期间的营商环境发生了不利于非国企的变化。

表9列出了2022年国企和非国企分不同方面的营商环境评分比较。表中可见，非国企的8个方面指数，有7个方面显著差于国企。其中，“政策公开公平公正”、“企业经营的法治环境”、“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三方面差别最突出，相差0.37～0.40分。非国企的25个分项指数评分，有23个显著差于国企。
唯一一个非国企评分高于国企的方面指数是“行政干预和行政效率”。从表中的分项指数评分可见，其原因是非国企负责人与政府打交道所花的时间显著低于国企。这容易理解，因为国企隶属于政府，自然与政府打交道更多。同时国企大中型企业居多，而非国企有大量是小微企业，政府机构和官员不可能有这样多的时间精力普遍和频繁地与小微企业直接打交道。特别是在2022年疫情期间，由于防控措施，企业负责人与政府打交道时间显著减少了。这是一个特定时期的特殊原因。同时可以看到，该方面指数的另外两个分项指数“过多的政府干预”和“审批手续简便易行”，非国企评分仍然低于国企。

从以上情况看，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确实差于国有企业，说明两者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等竞争，这是当前突出需要解决的问题。
表10列出了不同规模企业的营商环境总指数比较。2022年，大、中、小、微型企业的营商环境指数总体评分依次为3.81分、3.67分、3.59分、3.58分。非常明显，企业规模越大，营商环境评价越好，小微企业的营商环境相对较差，这与历年的情况一致。2012—2019年，各不同规模的企业营商环境总指数评分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2022—2019年，不同规模企业的总指数评分都下降了，说明它们的营商环境都在某种程度上变差了。其中大型企业只下降了0.03分；中、小、微型企业分别下降了0.10分、0.09分和0.07分。因此大小企业之间的营商环境差异进一步扩大了。2022年，小、微企业比大型企业的评分分别低0.22和0.23分。中型企业也比大型企业0.14分。

表11列出了大中小微企业不同方面指数的评分。在8个方面指数中，除“行政干预和行政效率”外，其余7个方面指数都是大型企业营商环境好于中、小、微企业。其中尤以“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差异最大，以微型企业与大型企业的差距为例，两者相差0.71分。此外“市场供求和中介服务”、“政策公开公平公正”、“企业经营的法治环境”差异都很显著，分别相差0.38、0.37、0.31分。这些情况说明政府给大企业特殊待遇的情况是普遍的。当前迫切需要给予不同企业平等待遇，形成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改善中小微企业尤其小微企业的营商环境是当务之急。

附录：分省营商环境指数的构造和计算方法
表12列出了分省营商环境指数体系的具体构成，包括总指数、全部方面指数和分项指数的名称（2022年）。所有指数采用1—5分的评分标准。评分越高，表示营商环境越好。

营商环境指数的基础数据全部来自对全国各地企业的问卷调查。每一项基础指数来自企业问卷的一个问题，由样本企业负责人（一般是董事长、总裁、总经理或首席执行官）在问卷中对当地逐个特定领域的营商环境进行评价或提供信息而形成。各项评价采用1—5分的评分标准，由被调查者进行选择。按照该评分方法，3分是中性评价，4分或5分是比较正面的评价；1分或2分是比较负面的评价。个别分项指数采用客观数量指标，由答卷者提供数据，按问卷设计分为5个区间，也按1—5分赋值。
各省份的分项指数评分由本省份有效样本企业相应指标评分的算术平均值构成。各省份方面指数由其下设的分项指数算术平均值构成。各省份总指数由其下设的8个方面指数的算术平均值构成。全国各分项指数的评分，是各省份相应分项指数的算数平均值。其余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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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4-06-24 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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